盧永根（左二）帶領團隊在田間觀察水稻生長情況。資料照片
8月12日，剛剛過完入黨70周年的“生日”，89歲的他安詳離世，走得坦坦蕩蕩。
積蓄，全都捐了，880多萬元，一分不剩，捐給了華南農業大學；后事，如他所愿，沒有告別儀式，遺體捐給國家；最后一筆黨費，老伴代交了，有1萬元之多……
這一生，他是那樣簡樸，簡樸到家里連窗簾都不掛；可他又是那樣富足，一生家國情，桃李滿天下，身后澤被萬千學子， 留下了閃光的無字豐碑。他曾說，生活過得好，不是追求舒服，而是“無愧我心”。
他，就是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水稻遺傳學家盧永根，人們親切地稱他為“布衣院士”。
“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
生命最后的時光，盧永根躺在病床上，有些疲倦。可一說起當年入黨時的情形，他眼中立刻發出明亮的光。
“當時在香港，一個很小的房子，有面墻壁掛著黨旗。”老人的廣東口音有些顫抖：“舉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延安就是我們心中的太陽。”
1930年，盧永根出生于香港的一個中產家庭，家里有電話、出門有汽車。11歲那年，日寇占領了香港，他被父親送回廣東花都老家避難，誰料想，這里也被鐵蹄踐踏。
“老盧看到日本鬼子檢查‘良民證’，一不順從就一巴掌打過來。”老伴徐雪賓說，這一幕讓老盧永世難忘。親歷了國土的淪喪，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盧永根陷入了迷茫。就在這時，一道“紅光”照進了他的人生……
1949年8月9日，盧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實，早在兩年前，17歲的他就瞞著家人，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決定，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對祖國的命運自當不能袖手旁觀！”盧永根如是說。
“他把入黨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開始。所以，每年這一天，我都為他過生日。”87歲的老伴徐雪賓顫巍巍地笑了，有點羞澀地透露了一個小秘密：“我想在這一天，一定干一件最讓他喜歡的事，所以在1957年8月9日，答應與他結婚。”
新中國成立前夕，盧永根受黨組織派遣，離開香港，前去廣州領導地下學聯，迎接廣州解放。“我為什么要拋棄安逸的生活而回內地呢？是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只有社會主義祖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盧永根說。
作為華南農業大學的校長，盧永根這樣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黨員，再校長，后教授。
“雖然我現在疾病纏身，無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識是清醒的，我的牽掛是不變的，我的信仰是堅定的！”歲月時光無法磨滅盧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盧永根和老伴向黨組織鄭重申請：“我倆大半輩子都沒有離開過黨。這個時候，也不能沒有組織生活。”對此，校黨委決定，由農學院黨委書記等幾名黨員參與，每月在病房開一次黨員學習會。
“我全程看了黨的十九大開幕直播，聽完總書記的報告，熱血沸騰，備受鼓舞……”十九大召開第三天，在病房黨員學習會上，盧永根笑得皺紋綻放，“仿佛回到剛入黨的那一刻”。
“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效力”
“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們沒白爬上來！”2001年10月的一天，廣東佛岡的一個山頂上，71歲的盧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樹，開心得像個孩子。
爬山不容易，盧永根拄著拐杖，感覺很吃力。“盧老師，您別上去了，我們上去采回來！”學生劉向東不忍。“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長環境很重要，我想去看。”沒辦法，學生架著他，一步一挪，齊腿深的草打得褲管刷刷作響。
野生稻，攜帶栽培稻不具備的抗蟲、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種質資源。連續幾年，盧永根帶著學生們奔波在廣東高州、佛岡、遂溪、博羅、惠來等地，苦苦找尋……
盧永根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成為“中國稻作科學之父”丁穎教授的助手。“抗戰時，丁老師帶著水稻種、番薯種，一直逃難到云南，把種質資源保護下來。”盧永根十分敬佩。丁老師去世后，盧永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帶領團隊完成了恩師未竟的事業，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庫，首次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新觀點……近些年，盧永根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個，在華南地區累計推廣面積1000多萬畝，新增產值15億多元。
這對師生，還有一段佳話。學術上，丁穎是盧永根的老師，是他的領路人，但在政治上，盧永根是先行者，是進步青年，他多次對丁老師說：“像您這樣先進的老科學家，應該盡早成為共產黨的一員。”終于，丁穎在6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上世紀80年代，高校論資排輩風氣嚴重，年輕科研工作者難以“出頭”。怎么辦？時任華南農業大學校長的盧永根決心要捅破這層“天花板”。他沖破重重阻力，破格晉升了8名中青年學術骨干，平均年齡40歲，最小的年僅29歲，其中5人直接由助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如今的這8名骨干中，有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盧永根的日記扉頁上，抄寫著艾青的詩句。
曾幾何時，在美國的姐姐苦勸盧永根一家移民，可怎么也說不動他。盧永根說：“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效力。”他在給留學生的信中寫道：“外國的實驗室再先進，也不過是替人家干活。”在他的勸導下，多名學生學成歸國。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祖國故，兩者皆可拋！”在一次對學生的演講中，盧永根化用著名詩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問他為什么非要留在國內，他說：“你向黨、向人民作過許諾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黨培養了我，這是做最后的貢獻”
“老盧啊，你身后，儲蓄怎么處理？”2016年底，身患癌癥的盧永根住院，老伴徐雪賓問道。
“捐！”盧永根脫口而出，只有一個字。
“好，我也是準備捐的。”沒有任何思想斗爭，老兩口就做出了這個決定。
2017年3月14日下午，盧永根被人攙扶著，吃力地邁上銀行臺階。他顫巍巍地打開黑色舊挎包，掏出了里面的10多張存折。周圍安靜極了，只見盧老吃力地在一張張憑證上簽字，一次次輸入密碼。不久后，他又在另一家銀行，捐出了其他剩余積蓄。
8809446.44元！老兩口沒有留給唯一的女兒，而是成立了“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徐雪賓說：“我們的生活樣樣都得到滿足了，這些錢就是多余的。”
樣樣都得到滿足了？走進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世紀。鐵架子床銹跡斑斑，掛蚊帳用的是竹竿，一頭綁著繩子，一頭用釘子固定在墻上；臺燈是幾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機壞了修了再修……
“這些東西沒有用光用爛，還能用，物還沒有盡其用。”盧永根說。“床已經很好了，我們剛結婚時，4個條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徐雪賓很滿足。
出門，80多歲的老兩口背著雙肩包、頭戴遮陽帽，擠公交、換地鐵；吃飯，叮叮當當拎著飯盒，和學生一起在食堂排隊打飯，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學生剩飯，盧永根總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飯？”
這已經不是盧永根第一次捐贈。早在2015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鄉，把祖上留下的兩間價值100多萬元的商鋪，捐贈給當地的羅洞小學。
這些壯舉，大家說是“捐”，可盧永根卻說是“還”：“黨培養了我，這是做最后的貢獻。”老伴徐雪賓也說：“我們兩個年輕時就受到黨的教育，國家給了我們許多，我們用不完了，當然還回去。”
不僅“還”錢，他們覺得連自己的生命都是黨和國家的，也要“還”回去。于是，雙雙辦理了遺體捐獻手續。
“布衣院士”盧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凈凈、清清爽爽。他不留財產、不留遺體、不留墓碑，但是，他卻留下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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