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武漢后，50歲的王學軍第一次穿起了紙尿褲。
王學軍是青海紅十字醫院主任醫師、中國紅十字會救護轉運車隊青海隊隨車醫生，一位有著26年臨床經驗和18年黨齡的共產黨員。和很多人想象的百里馳騁、車輪滾滾不一樣，他干的是院內轉運工作。
“可能有人覺得，院內有什么好轉運的，不就幾百上千米的距離嗎？”王學軍說，事實上，跑起來才知道，看似簡單的院內轉診，沒了他們的負壓救護車還真是不行。
王學軍和隊友進駐的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是武漢市最大的新冠肺炎患者定點收治醫院。全院一共1050張病床，全都是危重癥、重癥患者。“而且基本都是老年人，還伴有并發癥，加上病毒造成的傷害，他們的身體已經非常之差，連走幾步路都很困難。即便是輕癥患者，情況也很不樂觀。”王學軍說，此前，為了幫助這些患者在不同樓棟之間轉診、檢查，醫護人員經常要忙碌一兩個小時。但現在，他們用車一趟就能拉完。
但光用車拉不行，他們還得抬病人。“本來按照規定，我們只需要在救護車上等著，醫護人員會把患者抬下來，我們拉上就走。但現在，醫護人員都太忙了，而且她們大多是女同志，比我們更累。”每天推著沉重的擔架，輾轉于隔離間、救護車和重癥監護室，50歲的王學軍和隊友們，全然忘了自己已不再年輕。
尤其是，本來推起來就特別顯沉的車載擔架，再加上危重癥患者必不可少的呼吸機、監護儀等，連續幾趟下來，他們經常累的氣喘吁吁，防護服里汗出如漿。
這樣的高強度工作，王學軍和隊友三班倒，經常一班就是六七個小時。最晚的一次，從下午2點忙到了凌晨1點，直把他們累得臉色發白，躺在床上連動彈一下手指的力氣都沒有。
但即便這樣，他們還不敢多喝水。“沒辦法，一套防護服要頂一個班，也沒時間換，只能用尿不濕。”王學軍說，尤其是早晨，本來有人喜歡早餐喝粥，但他們現在根本不敢喝，只能盡量挑些干的吃，“補水越少越好”。
看到王學軍們干活如此賣力，有小護士好奇，一問才得知，他的身份可“了不得”——國衛家衛健委麻醉專業質控專家委員會委員、青海省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學科帶頭人、青海大學碩士生導師……
“老王，那你這次回去，職稱上怎么也得提一級吧？”有人自以為猜透了他的心思。
“我都主任醫師8年了，已經到頭了，還提個啥？”王學軍就笑。
還有些熟人知道他來武漢，好奇他在這邊的狀態，就在微信問他：“老王，在那邊咋樣？憑你的資歷，應該進專家組了吧？”
“進啥專家組啊？我就過來推擔架的。”王學軍回復，還把自己的抖音發給他們看。
“他們有些人可能不理解，覺得你一搞麻醉的醫學專家，跑武漢去推擔架干啥？但他們不明白，我不來，心里就不踏實。” 王學軍說。
改變王學軍思想的，是直面汶川地震、玉樹地震兩次特大自然災害的救援經歷。當時，他兩次向組織主動請戰，第一時間奔赴災區現場，看多了生命無常和生離死別，對他的內心觸動很大。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1月27日，青海省準備派出第一批支援湖北醫療隊，王學軍第一時間遞交了申請書。但因為并非呼吸和危重癥醫學科，他未能如愿進入第一批名單。
2月7日，青海省紅十字會接到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通知，決定選召10人參加中國紅十字會救護轉運車隊。王學軍得知消息，立即申請加入青海省紅十字會名單，“本來我在衛健委下一批派遣名單里，但實在等不及了，就想早點趕到武漢”。
“你知道我來這邊，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嗎？是那些堆積在醫院走廊里、病房外的垃圾袋，有黃色的、紅色的，一個、兩個、三個，就那樣靜靜的堆在那，你知道它們代表著什么嗎？”王學軍反問，隨后又自言自語：“那些紅色的，都是逝者的遺物啊，因為粘附著病毒，回頭都要一把火燒掉，就像它們主人的生命，在這個世間就沒了。”
王學軍說著，便沉默了。往返于生死之間，這個穿著XL防護服都顯小的高原漢子，在這一刻忍不住眼眶通紅。
“但我知道，肯定有一些人活了下來。”隨后，他又振作起來：“就像前些天，我們遇到了一位大姐，是我們在院區遇到的少有的精神狀態比較好的患者，她向我們借用了消毒液洗手，還很有禮貌的向我們道謝。我能預感到，她一定會好起來！一定還會有更多人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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