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和看望政協經濟界委員時，都提到了同一件事——脫貧攻堅。他強調，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黨中央向全國人民作出的鄭重承諾，必須如期實現。雖然脫貧攻堅已經取得歷史性成就，但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給最后的決戰帶來了新的困難和挑戰。在常態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如何啃下最后的硬骨頭？如何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全面脫貧和鄉村振興如何有效銜接？
兩會前夕，有一場搬家備受關注。這是四川涼山州昭覺縣支爾莫鄉的阿土列爾村，因為村民出入需要攀爬落差800米的懸崖，因此又被稱為“懸崖村”。從5月10日到5月14日，作為四川最大易地扶貧搬遷工程的一部分，“懸崖村” 84戶貧困戶全部從山上的土坯房，搬進了縣城的樓房。
從2015年11月中央吹響脫貧攻堅沖鋒號到鋼梯進村、產業入戶，再到今天搬進新房，位于大涼山深處的“懸崖村”正在經歷巨變。這樣的變化，讓同樣來自大涼山的全國人大代表吉克石烏，感觸頗深。
像大涼山這樣的深度貧困地區，是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近幾年，我國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截至目前，還有52個貧困縣、2707個貧困村沒有脫貧，其中貧困人口過千人和貧困發生率在10%以上的有1113個村。雖然剩下的貧困縣和貧困村總量不大，但都是最難啃的硬骨頭。
貴州是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目前還有9個未摘帽的深度貧困縣，剩余貧困人口約占全國的九分之一。現在貴州正在采取省市縣三級聯動掛牌督戰，聚焦“兩不愁三保障”，決戰脫貧攻堅。
抓產業、保就業，這是目前不少地方脫貧攻堅的兩大抓手。甘肅定西市所轄的7個縣區都是國家級貧困縣，目前還有通渭、岷縣兩個縣沒有摘帽，4.16萬貧困人口沒有脫貧。為了完成最后的沖刺，今年他們加大了產業扶貧的力度。
在貴州畢節，眼下，當地也正在連片的壩區里，在農機人員的指導下種植蔬菜。在決戰脫貧攻堅過程中，貴州提出農村要來場深刻的產業革命，推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向特色農業要競爭力。
除了發展產業，勞務輸出也是很多貧困群眾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今年，因為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少貧困群眾外出就業打工受到了影響。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新的挑戰，必須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對減貧進程可能產生的影響。
在貴州黔西南州，有70%的貧困群眾靠打工來增加收入。從今年2月，貴州就針對一些低風險地區，組織專車、專列，點對點把返鄉回來的勞動力輸入過去，并且長期跟蹤服務，保障他們穩崗就業。
甘肅定西則把就業保障的重點集中在三類人口，也就是未脫貧人口、脫貧監測人口和邊緣人口。
脫貧摘帽，這是今年必須完成的硬任務。而對于已經脫貧的地區來說，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這項工作同樣不輕松。仁青東珠所在的迭部縣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個貧困縣，近幾年，利用資源優勢，他們大力發展文化旅游和現代農牧業，在2018年如期實現了脫貧。脫貧之后如何鞏固成果，讓群眾持續增收，這是擺在仁青東珠面前的新任務。
搞產業、抓就業，這是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的關鍵舉措。同時，防止返貧，還要抓好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工作。
剩下的貧困人口只有幾百萬了，但是脫貧的人口有9300多萬，怎么保持脫貧成果持續穩定，這是當前脫貧攻堅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
與會代表、委員認為，加快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也是鞏固脫貧成果、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保障。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湖南湘西州牛角山村曾經是一個深度貧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村黨總支書記、全國人大代表龍獻文帶領村民種植茶葉，辦起了茶廠，在2016年實現整村脫貧，2019年，牛角山村人均收入達到18000多元。脫貧之后，如何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這是龍獻文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也是與會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有了當家產業，怎么做大做強？全國人大代表張道衡則從自己扎根農村18年的實踐中，談起了自己的體會。
除了產業要做大做強，人才也是鄉村振興必不可少的關鍵因素。河南信陽浉河區郝家沖村也是靠種植茶葉在2016年摘掉了貧困的帽子。去年，在全國人大代表劉文新的建議下，當地茶農把茶葉種植和旅游相結合，增加了收入來源。今年因為疫情影響，游客減少，郝家沖的村民有的在家里搞起了網絡直播，銷售茶葉，有的則通過展示炒茶手藝，吸引游客。這讓劉文新很有感觸。
今年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我國將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幫助如此多人脫貧。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面對這場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緊繃這根弦，不能停頓、不能大意、不能放松。尤其是在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響，各項工作任務更重、要求更高。我們仍需要上下齊心，攻堅克難，扎扎實實走好脫貧攻堅“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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