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提出：“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支持地方創造性開展工作。”這是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歷史邏輯、現實邏輯和辯證邏輯。
第一，從歷史邏輯看，中央和地方關系歷來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實行大區制度，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也有缺點；以后決定取消大區制度，各省直屬中央，但又走到了“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獨立性”的另一個極端。對此，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中指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央和地方關系經歷了由放權讓利、“分灶吃飯”到分稅制、合理劃分中央地方事權兩次大的調整，比較好地調動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有力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始終是我們在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時把握的根本原則。這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對今后工作的更高要求。
第二，從現實邏輯看，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自然資源稟賦差別大、發展起點不同，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各種具體情況復雜。有必要在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保證黨中央令行禁止，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的前提下，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讓地方從實際出發創造性開展工作。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對稱，中央直接管理鏈條過長，會增大雙向的信息損耗，容易產生決策失誤或時滯，一些事項有必要由最貼近信息源頭的地方黨委和政府來決策。二是關系全國的重大經濟社會管理事項具有比較強的外溢性，需要在中央層面進行頂層設計和統一管理，但是也還有直接面向基層、面廣量大的區域性經濟社會管理事項，其外溢影響并不明顯，應該下放給地方。三是面向全國出臺的政策需要照顧到各地區的差別，具有宏觀性，需要由各個地方結合當地實際，進行具體化和細化，加以貫徹落實。四是一些方面的工作具有探路性和探索性，一時不能在全國鋪開，需要由中央先定調子、劃出底線，地方在這個框架下先探路子、創造經驗，中央給予相應授權。
第三，從辯證邏輯看，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如果把過多權力都集中到中央，可能導致中央有積極性，地方沒有積極性，地方主動開展工作的動力會減弱，各地發展的比較優勢便難以發揮，從而影響全國經濟社會發展；反之，如果把大量權力下放給地方，只是地方有積極性，中央沒有積極性，就會帶來宏觀調控能力弱化和市場分割等問題，也會影響全國經濟社會發展。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就是要正確認識把握這種辯證關系，處理好這個矛盾，切實發揮兩個積極性，從而更好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總之，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治理的基本經驗。要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構建從中央到地方權責清晰、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十分重要的是優化政府間事權和財權劃分。要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已有改革工作基礎上，按照十九大關于“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要求，適當加強中央在知識產權保護、養老保險、跨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事權，減少并規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按照分稅制原則，把適合作為地方收入的稅種下劃給地方，形成穩定的各級政府事權、支出責任和財力相適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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