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在延安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事件。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不成，惱羞成怒，竟失去理智，在延河邊槍殺了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
黃克功十幾歲就加入了紅軍，參加過井岡山的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戰功卓著，是革命的功臣。而被害者劉茜只有20歲，是“七七”事變后投奔延安的愛國青年。當時，延安的女青年中流行著一句話：找對象要走“長征路線”，即要找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劉茜也以這句話為標準，選中了黃克功。他們的戀愛關系很快就定了下來，并公開化了。兩人相處久了，劉茜卻發現他們在生活情趣、習慣、愛好等方面相差甚遠，于是向黃克功提出解除戀愛關系。
一天夜里，黃克功將劉茜約到兩人經常見面的延河邊，和她進行最后“談判”。“談判”失敗后，黃克功惱羞成怒，拔槍威逼。逼婚未遂，竟開槍把劉茜殺害了。
這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后，人們議論紛紛。國民黨反動派更借此大做文章，說什么“延安出了桃色事件”，“紅軍因奸不成而槍殺女學生”。而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對該如何處理黃克功，該不該對他處以極刑，黨內黨外都存在兩種尖銳對立的意見。一部分人認為，自古以來就是殺人者必須償命，黃克功殺了劉茜，應處以極刑；另一部分人認為，黃克功是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身經百戰，作戰勇敢，對革命有功。目前正在進行激烈的民族解放戰爭，急需這樣的指揮骨干，從革命需要出發，應該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兩種意見，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黃克功也自恃對革命有功，心存僥幸，致信毛澤東，請求寬赦。
這件事很快反映到了毛澤東那里，毛澤東十分震怒，告訴邊區公安機關，對這一事件的制造者一定要嚴懲，并指示邊區政府要認真處理這一惡性事件。
他親自到抗大，與學校的領導研究對這一事件的處理意見。毛澤東神態嚴肅地對參加會議的同志說：“我們的抗日救亡運動正在全國轟轟烈烈地興起，不少青年學生向往延安。我們正處在從全國各地吸引愛國青年學生到延安來學習、培養民族解放人才的時期，黃克功的所作所為，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一定要審判處決，嚴肅法紀。”接著，他要同去的中央領導同志告訴邊區高等法院，要對黃克功作出實事求是的判決，予以懲處。
陜甘寧邊區政府對這件事極為重視，組成了以法院負責人雷經天為審判長的合議庭審理此案。經審判后，依法判處黃克功死刑，立即執行。
10月11日，邊區高等法院在延安陜北公學的大院召開了公審大會。公審大會上，一些紅軍指戰員熱淚盈眶。特別是曾與黃克功并肩作戰的同志，更是對黃克功充滿同情。
這時雷經天開始宣讀毛澤東關于處理黃克功的指示信：
雷經天同志：
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果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撫恤。
聽完毛澤東這封信，黃克功悔恨交加地低下了頭，認罪伏法。黃克功被處決后，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共產黨堅決依法辦事，為人民群眾樹起了嚴守法紀的榜樣。不少民主人士更是交口稱贊：像黃克功這樣的革命功臣，一旦犯罪就毫不手軟地處決，共產黨的紀律如此嚴明，真是古今罕見。就連那些一開始就借“黃克功案件”拼命鼓舌搖唇、大作攻擊文章的反動報刊也啞口無言了。
（陜西省委組織部、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陜西網、陜西人民藝術劇院制作，總導演：李宣、導演：李俊強、朗讀者：董少敏、錄音：馬潤森、對白：李磊、宜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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