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既行，紀律自正

　　習近平總書記是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這一名言的。習總書記說：“全面加強紀律建設，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紀律嚴明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障。黨的十九大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表明了用嚴明的紀律管黨治黨的堅定決心。”

　　“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出自宋代包拯的《上殿札子》，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法令能夠得以執行，紀律自然就會嚴明，這樣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沒有不能被教化的百姓。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歷任三司戶部判官及京東、陜西、河北路轉運使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樞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之名。謚“孝肅”，有《包孝肅公奏議》傳世。“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即出自《包孝肅公奏議》的《上殿札子》。

　　“札子”是古代公文的一種形式，用于向皇帝或長官進言議事。包拯的這封《上殿札子》作于宋仁宗慶歷七年（1047年），當時發生了較為嚴重的旱災，按照“天人感應”說，一定是國家的治理特別是司法方面出現了問題。仁宗于是下罪己詔，并要求官員積極上書言事，指摘朝廷存在的過失以圖改進，包拯于是就寫了這封有名則札子，表達了自己對于司法方面的一些感觸和建議。

　　具體到“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這句話，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 “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延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于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在陛下力行而已。”

　　這段話的大意是：法令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手段，國家的治亂安危很大程度上維系在法令上，所以一定要謹慎對待。近些年來，朝廷在法令方面有因循茍且之處，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人們認為國家的法令不足相信，那么還怎樣用它來賞善罰惡呢？唐朝的時候，文宗皇帝曾經問宰相李石怎樣治理天下才能事半功倍，李石回答說朝廷的法令能夠嚴格執行，天下治理起來就會輕松很多。這話說得太對了。所以我希望陛下要信任正人君子，嚴格按照法令辦事，做得好就賞，做得不好就罰；忠誠正直的就算關系再遠也要提拔，奸佞邪惡的就算是親信也要貶斥。法令能夠貫徹執行，那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沒有教化不好的百姓，關鍵就在陛下能不能嚴格執行了。

　　歷史上，關于執法公平、一視同仁的例子，又莫過于包拯本人。比如他在擔任監察御史時，就曾彈劾并堅持要求仁宗罷免了與宰相陳執中關系密切并深得仁宗寵愛的轉運使的貪官王逵，任廬州知州時又懲戒了借自己官威橫行鄉里的族人，等等。民間說他有龍頭、虎頭、狗頭三口鍘刀，龍頭鍘鍘皇親國戚，虎頭鍘鍘貪官污吏，狗頭鍘鍘地痞流氓，無論是誰，只要作奸犯科，犯下死罪，到包公手中，不問高低貴賤，一律開刀問斬。這雖然是傳說，但其中表現出的，是百姓對于包公公平執法的肯定，以及對于司法公平的渴望。

　　所以，包拯的這句話雖然看似簡單，但內中所包含的，卻是極其豐厚的傳統智慧以及包公本人寶貴的治理經驗與司法良心。這些寶貴的經驗與智慧，直到今天，也依然閃耀著動人的光芒，能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治理提供寶貴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