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指出，“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定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尊嚴。”
第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是為了爭取有利于國家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的需要。改善和發展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鄰近的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是新中國外交的重要方面。當時，周邊一些比較弱小的國家對新中國抱有恐懼和疑慮心理。這不僅因為中國是亞洲地區的大國，而且因為當時中國同周邊國家還存在著諸如邊界、華僑國籍等一些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此外，這些國家還十分擔心和害怕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國際政治勢力對本國的影響。為消除這些國家對新中國的誤解，促進它們同新中國發展關系，需要制定適合于同這一類國家交往的新方針。在此背景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運而生。
第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1953年12月，中國政府在同印度就兩國間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印度與中國西藏地方關系問題的談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印度方面的贊同。其具體表述幾經斟酌，最后確定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54年6月，周恩來同志在應邀訪問印度和緬甸時，分別與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并倡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雖然首先是作為處理與亞洲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準則而提出的，但中國領導人很快便將它作為處理一般國際關系的通用準則。毛澤東同志提出，對于英、法這類國家，要改善關系，爭取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對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對中國還有某些疑慮的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要主動地去做工作；對美國要使它孤立，使它分化，對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沒有文章可做。日內瓦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在會見外國客人時多次談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明確指出：我們認為，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不是為了臨時應付。這五項原則適合我國的情況，我國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五項原則也適合亞洲、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情況。1956年，在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于當年11月1日發表聲明，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更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上。這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大，不僅被用于處理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關系，也被用于處理同社會主義各國的關系。
第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它是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開展活動，沖破美國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擴大對外交往的有力武器。在當時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截然對立的時代，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主張世界各國在相處中互相監督、實行對等的約束和自我約束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具有法律性和道義性。它不僅包含了處理國家間政治關系的原則，同時也包含了處理國家間經濟關系的內容。正是這些特點賦予它恒久的生命力。從那時起，經過60多年國際風云變幻的考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業已成為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準則，為當今世界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國際文件所采納，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贊同和遵守；有力維護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權益，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捍衛國家主權和獨立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成為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聯合自強的旗幟；為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揮了積極作用，為和平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及國際爭端開辟了嶄新道路。中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積極倡導者和堅定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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