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百問 | “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原因、經過和教訓是什么？

　　58.“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原因、經過和教訓是什么？

　　1966年，正當我國克服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完成經濟調整任務、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著復雜的國際國內的社會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很長一段時間一直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帝國主義長期敵視、封鎖，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蘇聯在中蘇關系惡化后給中國施加巨大壓力。這樣的外部環境對黨在科學判斷國內政治形勢、確定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和方針政策時產生極大影響。我們黨是在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后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于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科學認識，也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成功的階級斗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看作階級斗爭，把只在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仍然看作社會的主要矛盾，并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此后，紅衛兵運動迅猛興起。從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很快發展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內戰”的嚴重局面。2月前后，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革命家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壓制和打擊。到1968年9月，全國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員會，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無政府狀態。1969年4月召開的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進一步系統化、合法化。1970—1971年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1972年，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有了明顯起色。1973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大繼續肯定黨的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黨的十大以后，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企圖全面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這使身處反復動亂中的廣大干部和群眾又看到了黨和國家的希望。

　　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考慮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斗爭。但是，由于對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發展規律認識不清楚，毛澤東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最終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

　　“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和人民對“左”的錯誤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正是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的抵制和斗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會主義建設在一些重要領域仍然取得一定進展，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

　　1976年1月8日，全國各族人民敬愛的總理周恩來逝世。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9月9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在短短9個月的時間里，三位黨和國家杰出領導人相繼逝世，全黨全國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刻思考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首都群眾慶祝粉碎“四人幫”

　　毛澤東逝世前后，“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活動，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四人幫”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干實行隔離審查。10月14日，黨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人們奔走相告，興高采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國的社會秩序得以恢復，黨和國家的工作開始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