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百問 |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如何展開并向前推進的？

　　65.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如何展開并向前推進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借鑒農村改革中擴大生產和經營自主權經驗的基礎上，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在全國推開。1979年5月，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8家大型企業開始進行改革試點。到1980年6月，參與改革的企業增至6600個。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上打開一個缺口，初步改變了過去只按國家指令性計劃生產、不了解市場需要、不關心產品銷路、不關心盈利虧損的狀況，增強了企業的自主經營意識和市場意識。

　　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基礎上，城市改革逐步推向經濟責任制方面。1981年春，改革首先在山東的企業中試行。實行經濟責任制的改革，是要把企業和職工的經濟利益同他們所承擔的責任與實現的經濟效益聯系起來，使廣大職工以主人翁的態度，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此后，經濟責任制很快推行到全國3.6萬個工業企業。

　　與此同時，商業流通體制的改革也逐步展開。從1979年起，國家重新限定農副產品的統購和派購范圍，放寬農副產品的購銷政策，規定供銷合作社基層社可以出縣、出省購銷，集體所有制商業、個體商販和農民也可以長途販運。這為加快城鄉商品流轉創造了有利條件。

　　△改革開放初期的義烏小商品市場

　　進而，所有制結構的改革也開始進行。1979年，全國出現知青返城大潮。為了緩解與日俱增的就業壓力，黨中央、國務院果斷采取支持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發展的方針，開啟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改革。在這種情形下，“個體戶”應運而生。在北京前門，大碗茶青年茶社搭棚盤灶；在安徽蕪湖，年廣久開始了“傻子瓜子”的規模經營。1981年10月，黨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中指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優勢的根本前提下，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長期并存，是我黨的一項戰略決策，決不是一種權宜之計。”在新的政策指引下，集體經濟、個體經濟有了新的發展，還出現全民、集體和個體聯營共同發展的新經濟形式。

　　伴隨著改革的一步步深入，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混為一談的傳統觀念，提出“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這是黨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取得的新認識。

　　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增強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活力，其中的一項措施是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對責權和獎懲作出明確規定，以增強企業經營者的責任感。有的企業還開始進行股份制改革嘗試。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公開發行股票，成為改革開放后上海第一家試行股份制經營的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1月，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訪華，鄧小平把一張面值50元的飛樂股票贈送給他。這一頗有象征意義的舉動表明，股票和股份制并不為資本主義所專有，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利用。

　　令人可喜的是，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不同所有制的多種經濟成分得到發展。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企業和國內勞動者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國家的允許和引導下，得到迅速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的形成，開創了發展國民經濟、方便人民生活和擴大就業的新局面。

　　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要求，國家對經濟的計劃管理權限逐步下放，縮小了指令性計劃，擴大了指導性計劃。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和方式得到調整與改進，小商品和計劃外商品都由市場調節。價格、稅收、金融等經濟杠桿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強，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