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非常重視調查研究，他的許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決策都來源于調查研究。他曾說，要把調查研究作為永遠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領導者必須多干實事。那種只靠發指示、說空話過日子的壞作風，一定要轉變過來。本文記述的幾則調查研究事例中體現的勇往直前的創新精神、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關心群眾生活的人民情懷和緊抓主要矛盾的戰略思維，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深刻的啟示意義。
“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
1961年4月7日至22日，為響應毛澤東提出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鄧小平帶著幾位工作人員來到北京郊區順義縣，針對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兩個平均主義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他的調查研究，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分別召開縣級、公社級和生產隊級干部座談會，二是派工作人員住到農民家里了解社員生活的真實情況，三是深入實地進行現場察看。他召開的座談會有：4月7日、8日、17日、20日4次縣委負責人座談匯報會；4月12日3個公社黨委書記座談會；4月15日生產隊干部座談會；4月21日縣、社手工業座談會。為了了解社員生活的真實情況，他派卓琳到上輦村農民孫旺家住了一個星期，派其他工作人員分別到上輦村和北小營村實地調研。他還親自到白廟村公共食堂、城關公社拖拉機站、生產落后的蘆正卷生產隊、工業搞得比較好的牛欄山公社、順義縣城關和牛欄山公社的集市等地深入現場實地調研。
通過調查研究，鄧小平就公社規模、基本核算單位、超產購留比例、食堂等問題有了明確的意見，他認為當前農村最主要的問題，是趕快把基本核算單位定下來，小隊和小隊，社員和社員，都不要拉平，要克服平均主義，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多產多賣多留多吃。
在辦食堂問題上，通過調查研究，他的認識由開始時的努力把它辦好，轉變到后來的尊重社員群眾的意見。他在牛欄山公社桑園村召開的社、隊干部會上明確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以前不管是中央哪個文件上說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導說的，都以我現在說的為準，根據群眾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
這次調查研究的成果得到毛澤東的肯定，為中央進一步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情況和意見、建議，也為他隨后支持一些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提供了實踐依據。
“要照顧原則，不要照顧面子”
在1961年調查研究年中，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放在“農業六十條”上，他把“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等城市工作的具體政策交給鄧小平去負責。
鄧小平認為，只有結合調查研究，工業條例才能搞出來。1961年7月13日至24日，鄧小平赴東北調查研究鞍鋼生產問題，同時就制定工業企業工作條例進行調研。關于鞍鋼生產問題，他在14日至19日持續6天聽取東北局匯報后指出：保鞍鋼是個戰略問題，保鞍鋼三分之二生產能力是個界限。關于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問題，他提出要搞試點，從定任務、定員、定原材料消耗定額、定協作關系等入手，規定責任制，建立起正常的管理秩序和正常的協作關系。
在調研中，鄧小平反復強調：“一切都要按社會主義原則辦事，不要再照顧原來說過的話、辦過的事，那是照顧不住的。”“凡是辦不到的，不管原來是哪個人說的，站不住就改，顧面子是顧不住的，今天顧住了，明天也顧不住。”在考察尚處于會戰階段的大慶油田時，他特別關心石油工人的生活，親自到工人們因陋就簡蓋的“干打壘”住房詳細了解情況。他提出辦供銷合作社送貨上門、開展多種經營、成立專業隊種地、辦牧場養豬、栽樹榨油等細致入微的具體辦法。
通過調查研究，他主持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這對推動當時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具有重要意義。1980年4月1日，鄧小平還真切地回憶說：“1961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志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贊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
“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粉碎“四人幫”后，中國面臨向何方去的關鍵抉擇。鄧小平1978年9月13日至20日在北方四省一市通過調查研究形成的“北方談話”，呼應了當時正在全國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提出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嶄新命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礎。
9月13日，鄧小平訪朝歸來，但他并沒有馬上回京，而是按事先安排開始了在東北地區的調查研究。在8天的時間里，鄧小平從遼寧到黑龍江、吉林，再到遼寧、河北、天津，針對我國工業建設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先后在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調查研究，發表重要談話。這些談話強調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號召全黨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極大地促進了全黨思想解放。 9月16日，鄧小平在長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匯報工作，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新論斷，他認為全黨當前的根本任務就是“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這次講話給在場的人以很強烈的震撼。9月17日，他在沈陽聽取中共遼寧省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一改往日的莊重嚴肅，動情地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
在這次調研中，鄧小平首次提出了全黨工作中心轉移的戰略問題。9月17日下午，他在接見沈陽軍區機關及師以上干部時明確提出，要在適當時候結束全國性的揭批“四人幫”運動。他說：“運動不能搞得時間過長，過長就厭倦了。”“究竟搞多久，你們研究。”這實際上提出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從“抓綱治國”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的主題。
“看來，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保持著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在設計現代化建設藍圖過程中一如既往、始終堅持，并且帶有用數字來“算賬”的鮮明特色。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即“小康水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250美元，提高到20世紀末的1000美元，翻兩番。這個目標是鄧小平根據國內外材料作出的科學判斷。但到底可行不可行，他要到廣大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去“算算賬”，調查一下實際可能性。
1980年六七月間，鄧小平專門到幾個省做了一次調查研究。7月22日，他在赴鄭州的途中說：“這次出來到幾個省看看，最感興趣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實現農村奔小康，達到人均1000美元，一個是選拔青年干部。”“對如何實現小康，我作了一些調查，讓江蘇、廣東、山東、湖北、東北三省等省份，一個省一個省算賬。我對這件事最感興趣。8億人口能夠達到小康水平，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們河南地處中原，你們算賬的數字是‘中原標準’‘中州標準’，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根據鄧小平的設想描繪了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宏偉藍圖。
這個“小康水平”是個啥樣子？具體標準是什么？能不能實現？帶著這個問題，1983年春節前夕，鄧小平到經濟發展較快的江、浙、滬地區再次進行調查研究。
1983年2月6日，鄧小平抵達蘇州。第二天下午就在下榻的賓館開門見山地向江蘇省負責同志了解：“到2000年，江蘇能不能實現翻兩番？”“蘇州有沒有信心，有沒有可能？”
江蘇的同志向鄧小平詳細匯報了近年來全省及蘇州工農業生產情況，表示像蘇州這樣的地方，準備提前五年實現黨中央提出的奮斗目標，實現“翻兩番”。
鄧小平急切地想知道，達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社會是一個什么面貌？發展前景是什么樣子？江蘇的同志向鄧小平具體匯報了6條：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住房問題解決了；就業問題解決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學教育普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
鄧小平為蘇州人民取得的成績興奮不已。之后，鄧小平又到杭州、上海等地調研。這次江、浙、滬三個星期的調查研究，堅定了鄧小平對“翻兩番”、實現小康目標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介紹了調研時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會狀況和6條標準，高興地說：“看來，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
之后，鄧小平為我們設計了70年的發展藍圖。1986年9月，他在會見一位外賓時幽默地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擺脫貧困，實現一個小康的社會。所謂小康社會，就是不富裕，但是日子好過。至于下一個世紀，那不是我的事了，我采取不介入態度，總不可能活到100歲嘛。但是，我們現在有權制定一個戰略目標。到下個世紀，花30年到50年時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那個時候，才能說我們這個人口這么多、地方這么大的中國對人類作出了貢獻。這才真正是為實現我們的理想——實現共產主義做了準備，創造了條件。”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建設三步走的部署。
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這可以說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調查研究，他諄諄教誨各級干部：“如果從建國起，用100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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